原文刊载于《国际肿瘤学杂志》第53卷第7期。

引用本文：田津. 百年癌症史的医学审思——读《众病之王：癌症传》有感[J]. 国际肿瘤学杂志, 2026, 53(7): 385-387.

【摘要】美国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的《众病之王：癌症传》以百余年癌症诊疗史为线索，揭示了现代肿瘤学在技术演进背后的认知代价与制度困境。现围绕书中3个核心命题展开省思：其一，癌症发病率的现代性上升，部分源于医学延长寿命的结构性后果，而非单纯的疾病扩张；其二，从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发明到化疗的诞生，治疗史同时也是一部由过度确信驱动的错误史，临床判断的局限性具有时代必然性；其三，预防医学的时间收益与现行医疗机构的激励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这一困境在中国肿瘤防治实践中同样存在。在此基础上，将癌症理解为长寿时代需长期应对的医学难题，较之“战争”隐喻更具认识论价值，亦更符合当代肿瘤学的实践导向。

【关键词】人文科学；循证医学；癌症史；医学认知；肿瘤防治

有一类书，你读完之后会对某件事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你以为自己早就了解它，读完才发现，你只是长期与它共处，却从未真正看见过它。美国肿瘤学家悉达多·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的《众病之王：癌症传》给我的，正是这种感觉。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与癌症的相处方式长久以来是功能性的：诊断标准、治疗路径、预后评估、并发症管理。这些构成了我对癌症的全部认知框架，严密、实用，也因此封闭。悉达多·穆克吉用一部厚达五百余页的“传记”，把这个封闭的框架砸开一道裂缝，让另一种光照进来—— 不是临床的光，而是历史的光，是人的光。

癌症有传记，这个命题本身已经是一种思想姿态。

悉达多·穆克吉从一位名叫卡拉·里德的白血病患者开始写起，然后一路向最深的历史地层追溯。他在古埃及的文献记录中找到了最早的癌症描述，那是约公元前2500年，一位外科医生面对乳房肿物时留下的诊断：“无治疗方法。”^[1]

这句话读起来令人心悸，不是因为它悲观，而是因为它诚实。四千五百年过去了，这种诚实在某些诊室里仍然珍贵。

但悉达多·穆克吉的核心论点并不是“癌症自古有之”这个事实，而是一个更精微的观察：癌症的“流行”，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医学延长人类寿命的副产品。心脏病、感染、饥饿——这些曾经提前终结生命的力量，被20世纪的医学一一压制。人们活得更久了，于是细胞有了更多时间积累突变，癌症才得以显现为一种“流行病”。

这个逻辑是反直觉的，却无法反驳。我们战胜了那么多疾病，部分是为了给另一种疾病腾出空间。医学进步与疾病谱迁移之间的这种张力，不是失败，而是生命本身的结构性困境。任何一个希望理解现代医学处境的人，都应该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

《众病之王：癌症传》的历史叙事跨越数千年，但悉达多·穆克吉始终没有把它写成一部胜利史。他在每一个医学里程碑的背面，都翻出了代价、误判，乃至傲慢。

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发明者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在 19世纪末建立了一套极端激进的手术范式：切除乳房、胸大肌、胸小肌与全部腋窝淋巴结——理论依据是肿瘤细胞沿组织层面蔓延，因此必须切得足够“干净”。这一术式统治美国外科几十年^[1]，数以万计的女性在这把刀下失去了远超必要的身体组织，术后伤残率极高。

而真正的讽刺在于，后来的研究逐渐表明，乳腺癌并非单纯依照局部连续扩展的模式进展，肿瘤的系统性播散和生物学特性同样决定预后。扩大手术范围并不能线性转化为更好的生存获益。切得再干净，也无法阻止已发生系统性播散的病灶。

威廉·霍尔斯特德不是坏人，他是一位在当时知识边界内全力以赴的外科医生。但这正是悉达多·穆克吉想说的：医学史上许多最严重的伤害，不是来自恶意，而是来自确信。来自一种不经检验、无法撼动的临床确信。

读到这里，我想到的不是威廉·霍尔斯特德，而是一位在当时知识边界内全力以赴的外科医生。每一代临床医生都活在当时知识边界的内部，都对某些判断持有超出证据的确信。我们今天奉行的某些治疗原则，也许在5年后也会被后来者重亲审视，甚至摇头。这不是悲观，这是医学认识论的常态。循证医学的兴起，正是对这种不确定性的制度性回应，以系统证据约束个体确信，以可重复的检验替代不可撼动的权威。但证据本身同样有其时代局限，今天的一级推荐，可能是明天被重新评估的对象。医学的进步，从未真正抵达确定性，只是不断将不确定性的边界向外推移。接受这种推移的永无止境，是临床实践中最难习得的认识论素养。

悉达多·穆克吉对化疗起源的叙述，是全书最令我意外的部分。

第一代化疗药物氮芥的诞生，可以追溯至一战期间对芥子气效应的观察——战场上的医生注意到，芥子气会摧毁伤亡士兵体内快速分裂的细胞，包括骨髓和淋巴组织。这个观察在二战期间被研究者系统转化：1942年，氮芥首次被用于一名晚期淋巴瘤患者，肿瘤短暂而显著地缩小了。化疗由此诞生^[1-2]。

于是，一种在战场上用于杀伤的毒剂，被改造成了用于救治的药物。

这个转化不是隐喻，它是真实的历史路径。化疗从诞生之初便带有鲜明的双刃剑属性：它利用细胞毒性杀伤肿瘤，也不可避免地损伤正常快速增殖组织。今天临床讨论的骨髓抑制、黏膜炎与治疗耐受性，本质上仍是疗效与毒性之间更精确的权衡。

这段历史让我对化疗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不只是工具性的熟悉，而是某种沉重的敬意。它的每一次有效，都是在一种极端的平衡上成立的。

悉达多·穆克吉用相当篇幅叙述了英国流行病学家理查德·多尔（Richard Doll）与奥斯汀·布拉德福德·希尔（Austin Bradford Hill）在1950年代建立吸烟与肺癌因果关系的过程^[1,3]。这个故事在公共卫生领域广为人知，但悉达多·穆克吉的切入角度不在于发现本身，而在于发现之后发生了什么。

证据出来了，结论清晰，医学界和公共卫生界花了将近二十年^[1,4]，才把政策推进到实质性改变行为的程度。烟草工业的阻力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悉达多·穆克吉指出了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预防医学的时间收益与现代医学机构的激励结构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即人类对即时治疗的偏好与预防效果的滞后性。

预防的收益在未来，在那些没有发生的癌症里。没有发生的事情没有数字，没有叙事，没有英雄，没有感谢。而治疗的收益在当下，在化疗后缩小的病灶里，在手术后痊愈出院的患者里。医院的资源、医生的训练、社会的目光，都自然地向治疗一端聚集。

这个结构性困境，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读到这里，我意识到悉达多·穆克吉在用癌症史。

讨论一个更大的问题：现代医学擅长回应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它的制度设计，系统性地低估了阻止事情发生的工作。这不是某个决策者的失误，而是深嵌于体制之中的时间偏差。

对中国肿瘤防治而言，这种时间偏差同样存在，且有其特殊的本土表现。国家层面已陆续推进针对胃癌、食管癌、肝癌、宫颈癌等高发癌症的筛查与早诊早治项目，覆盖人群持续扩大^[5]。然而在实践层面，筛查项目的可及性、依从性与随访连续性仍面临明显制约，基层卫生体系的承载能力与筛查规模之间的结构性落差，尚未得到系统性弥合。预防与筛查的人群获益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可见的临床叙事，这使其在资源竞争中长期处于弱势。

这一困境的另一面，是治疗端正在经历的结构性转变。随着肿瘤慢病化管理理念的推进，“长期应对”已逐步从概念落入实践。带瘤生存、全程管理、姑息治疗与康复支持的整合，正在重塑肿瘤科的临床工作边界。但这也意味着，癌症防治的重心需要在治疗、随访与预防之间重新分配。而这种再分配，同样面临悉达多·穆克吉所描述的那种制度惯性的阻力。

全书最后，悉达多·穆克吉没有走向一个胜利的结尾。他写道，随着终身患癌风险在某些国家从四分之一、三分之一向二分之一逼近^[1,6]，癌症将成为一种常态，一种必然。这不是绝望，而是一种有历史感的清醒：它将随着我们的医学进步而变异，随着我们寿命的延长而演化。读到这里，我想到的是：与其把癌症理解为一场终将结束的战争，不如把它看作人类在长寿时代需要长期应对的医学难题。我们手里握着的，从来不是消灭敌人的武器，而是一套用于长期相处的工具。

这种共处，需要技术，也需要智识，更需要某种在技术之外的东西：对不确定性的容纳，对局限的坦诚，对每一位具体患者在那个具体时刻真实处境的凝视。癌症诊疗中的不确定性，并不只是知识暂时不足的表现，而是这一疾病本身的生物学属性所决定的。同一病理分型的患者，可能对相同方案产生截然不同的应答；预后模型给出的是概率，而坐在诊室里的是一个具体的人。如何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证据与个体层面的决策之间保持诚实，如何在治疗的积极推进与姑息的适时转向之间做出负责任的判断，是临床实践中最难以被指南化约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医学对癌症的长期应对，既是一部治疗技术的演进史，也是一部关于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平衡的认识史。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隐喻》开篇写道，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沉重的公民身份。癌症或许是这种“公民身份”中最沉重的一种^[7]。我们作为医者，能做的，是在患者承受这份重量穿行于病程之中时，尽量走得近一些，看得清一些，陪得久一些。

这不比治愈容易，有时候，它甚至更难。

一部关于癌症的传记，最终告诉我们的，是关于医学本质的一些东西：它诞生于人类对死亡的抵抗，成长于无数错误与修正的循环，在历史的回望中既壮阔又谦卑。我们今天站在这个传统的延长线上，手里的工具比前人精良得多，也因此容易忘记这条延长线有多长，以及它两侧埋葬了多少确信。

悉达多·穆克吉写的是癌症，但他真正在追问的，是现代医学如何在技术的高速演进中保持对自身局限的清醒。这种清醒，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诚实：承认我们所知的永远少于我们所不知的，承认每一个临床判断都嵌套在时代知识的边界之内，承认医学进步的代价有时正是由患者来承担的。

读这本书，是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