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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版)
浏览量:35     发布者:肿瘤界     时间:2026-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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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 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 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 等. 乳腺癌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版)[J]. 中华肿瘤杂志, 2026, 48(4): 451-461. DOI: 10.3760/cma.j.cn112152-20251027-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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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乳腺癌是中国女性健康的重大威胁,其发病率持续攀升,导致疾病负担不断加重,对新型有效治疗策略的需求日益迫切。近年来,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作为靶向DNA损伤修复通路的新型抗肿瘤药物,在乳腺癌易感基因1/2突变的乳腺癌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PARP抑制剂这类药物通过特异性抑制肿瘤细胞的DNA修复,产生合成致死效应,为精准治疗提供了新选择。目前,已有奥拉帕利、氟唑帕利等PARP抑制剂获批用于临床治疗。共识基于最新循证医学证据,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联合北京市肿瘤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肿瘤化疗质控专家委员会,共同组织邀请国内具有丰富诊疗经验的肿瘤专家和相关跨学科专家共同撰写《乳腺癌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版)》,针对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治疗中的规范应用和安全性管理制定指导意见,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

关键词】乳腺肿瘤;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抑制剂;靶向治疗;临床应用;安全性管理



乳腺癌已经成为全球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也是女性恶性肿瘤死亡的主要原因。探索乳腺癌治疗新靶点并研发相应靶向药物,对于提升乳腺癌诊疗水平至关重要。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poly ADP ribose polymerase, PARP)抑制剂能抑制DNA损伤修复,诱导存在同源重组修复缺陷(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eficiency, HRD)的肿瘤细胞死亡。乳腺癌易感基因(breast cancer susceptibility gene, BRCA)是参与DNA损伤修复和转录调控的重要抑癌基因,对维持基因组稳定性发挥着关键作用。BRCA1/2基因结构和功能异常与乳腺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具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年轻乳腺癌以及三阴性乳腺癌(triple 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的患者中更常见。自从2005年PARP抑制剂与BRCA突变的合成致死效应被证实以来,DNA修复途径的靶向药物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PARP抑制剂已成为肿瘤精准治疗的研究热点,奥拉帕利、他拉唑帕利、氟唑帕利相继获批应用于BRCA胚系突变的乳腺癌。然而,其在乳腺癌领域的临床应用仍需进一步规范。因此,中国抗癌协会肿瘤药物临床研究专业委员会、国家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监测专家委员会、国家肿瘤质控中心乳腺癌专家委员会联合北京市肿瘤治疗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肿瘤化疗质控专家委员会,共同组织邀请国内具有丰富诊疗经验的肿瘤专家和相关跨学科专家共同撰写《乳腺癌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5版)》,旨在更好地规范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中的应用,并加强其安全性管理。



一 共识制定方法学

1. 共识形成过程:工作组召开共识会议,审查并讨论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领域治疗的现有证据,结合临床经验协商形成共识建议,执笔者整理出初稿后,其他成员进行审核修改,形成共识终稿。

2. 文献检索方法:本共识的文献检索数据库主要包括外文数据库(PubMed、Embase)和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检索时间截至2025年6月30日,纳入涉及PARP抑制剂治疗乳腺癌的系统性综述、荟萃分析和随机对照研究等。

3. 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强度:本共识依据循证医学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按照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订及评价方法对证据质量和推荐意见进行分级(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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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PARP抑制剂及其作用机制


PARP是一类参与聚腺苷二磷酸核糖合成的酶家族,该聚合物由ADP-核糖单元通过核糖基化-核糖键相连而成。PARP家族具有18个成员,根据结构和功能不同可分为五大类。PARP1是最典型的PARP家族成员,具有DNA损伤信号传导、碱基切除修复、基因转录调控和细胞凋亡等多种生物学功能,在PARP家族中发挥90%以上的功能,也是PARP抑制剂的主要作用靶点。

DNA分子损伤主要包括DNA单链断裂(single-strand breaks, SSBs)和双链断裂(double-strand breaks, DSBs),而DNA损伤修复缺陷是驱动肿瘤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大多数肿瘤中,存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DNA损伤修复缺陷。DNA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 HRR)是DNA双链断裂最重要的修复路径,该过程需要诸多基因参与,包括BRCA1、BRCA2、PALB2、BARD1等。其中,HRD常以BRCA1/2突变为主要形式,在乳腺癌和卵巢癌中比较常见。携带BRCA1/2基因胚系突变的人群,乳腺癌发病率约为普通人群的10倍。PARP抑制剂是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icotinamide adenine dinucleotide, NAD+)的类似物,其通过与NAD+竞争性结合PARP酶催化域的活性位点,从而抑制PARP酶活性。PARP抑制剂与PARP竞争性结合,导致SSBs积累并在DNA复制过程中转化为DSBs。在同源重组功能完整的细胞中,这些DSBs可通过HRR有效修复;但在HRD肿瘤(如BRCA1/2突变)中,DSBs无法修复,导致染色体不稳定、基因组突变积累和细胞凋亡。这种基于两个互补修复途径缺陷的细胞死亡机制称为合成致死,合成致死是PARP抑制剂的主要作用机制。



三 BRCA基因及其他同源重组修复基因检测


1. 检测人群:国内一项纳入8 085例乳腺癌患者的研究显示,BRCA1/2基因胚系突变在中国乳腺癌患者中的突变率为5.3%,其中TNBC患者突变比例约为11.2%;没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的40岁以下年轻乳腺癌患者突变率为8.7%;有家族史的患者突变率为18.1%,年轻且有家族史的患者突变率高达28.4%。BRCA基因突变分为两种类型:胚系突变(可遗传)和体细胞突变(非遗传)。目前,PARP抑制剂相关研究报道的多为BRCA胚系突变。根据《BRCA1/2数据解读中国专家共识》,及美国医学遗传学会对胚系突变的分类标准,胚系突变类型可分为5种,分别为致病性突变、可能致病性突变、意义不明、可能良性突变、良性突变。本共识中提及的BRCA胚系突变均特指BRCA的致病性突变或可能致病性突变。

《中国家族遗传性肿瘤临床诊疗专家共识(2021版)》指出BRCA1/2适检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乳腺癌病史的个体,一类是不考虑是否有乳腺癌病史的个体。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对BRCA基因检测人群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因素:确诊时乳腺癌患者年龄较低,有高风险家族史以及TNBC患者。国内外指南共识对于BRCA基因检测建议的具体细节仍存在较大差异。


推荐意见 1

对于具有遗传高风险的乳腺癌患者,满足以下任意1条:确诊为TNBC、发病年龄≤40岁、≥1个直系亲属患有乳腺癌或卵巢癌家族史、具有双侧或多原发乳腺癌病灶、男性乳腺癌;以及符合以下治疗指征的乳腺癌患者,满足其中1条:具有高复发风险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 (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辅助强化治疗(见推荐意见6),HER-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的解救治疗,均推荐进行BRCA基因胚系突变检测(推荐级别:1级)。

2. 检测方法:二代测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术是目前最常用的BRCA突变检测技术,相较Sanger测序可在1次检测中实现对BRCA基因上所有外显子及内含子区域的准确测序,且具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和成本效益,《中国人群的BRCA胚系突变筛查专家共识(2024年版)》推荐使用NGS作为BRCA胚系突变检测的首选方案。基于NGS技术的BRCA1/2基因检测流程及质控标准可参考《基于下一代测序技术的BRCA1/2基因检测指南(2019版)》和《BRCA基因突变检测试剂盒及数据库通用技术要求:YY/T 1865—2002》。Sanger测序通常用于验证和复核BRCA基因突变检测中的阳性致病性变异。

NGS也存在部分不足,如在BRCA突变检测中对大片段重排情况检测的灵敏度和准确度仍然较低,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大片段重排检测方法,主要采用血液样本进行胚系突变的检测。因此,NGS方法未检测到致病点突变或小片段插入缺失时,推荐继续进行大片段重排的检测(尤其是有相关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此外,相较于仅基于家族史进行BRCA胚系突变筛查,通过联合筛查BRCA、RAD51C、RAD51D、BRIP1、PALB2等胚系突变,能在人群中多识别出近1倍的家族性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因此,《中国人群的BRCA胚系突变筛查专家共识(2024年版)》建议,对具有明显家族史且NGS筛查结果显示BRCA胚系突变为阴性的人群可进行其他易感基因筛查。


推荐意见 2

检测方法推荐采用BRCA1/2基因或包含 BRCA1/2基因panel的NGS技术进行检测。Sanger测序可用于NGS的补充,如对NGS结果进行验证或对家系中已知突变位点进行定点检测。具有明显家族史且在NGS结果阴性,但仍高度怀疑存在乳腺癌遗传易感基因变异的情况下,可增加多重连接探针扩增技术检测BRCA1/2大片段重排突变,并可进行其他易感基因筛查(推荐级别:2A)。



四 PARP抑制剂临床数据及相关共识


全球已有6种PARP抑制剂获批用于临床,自首个PARP抑制剂获批以来,其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展。其中,奥拉帕利、他拉唑帕利和氟唑帕利已获批应用于乳腺癌(表2)。国内已有4种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尼拉帕利、氟唑帕利和帕米帕利)获批应用于卵巢癌和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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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奥拉帕利

奥拉帕利是一种具有抗肿瘤活性的PARP抑制剂,也是首个在全球上市的PARP抑制剂。奥拉帕利利用合成致死效应来治疗具有DNA修复缺陷的肿瘤,目前已获批应用于卵巢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

1. 晚期乳腺癌:OlympiAD(NCT02000622)Ⅲ期研究结果显示,在BRCA胚系突变、HER-2阴性且既往接受过不超过二线化疗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奥拉帕利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明显优于标准治疗组(7.0和4.2个月,HR=0.58,P<0.001),奥拉帕利组和标准治疗组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分别为59.9%和28.8%。2019年更新的随访数据显示,与标准治疗组相比,奥拉帕利的中位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 OS)并无显著改善(19.3和17.1个月,HR=0.90,P=0.513)。但对于先前未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奥拉帕利的中位OS显著优于标准治疗组(22.6和14.7个月,HR=0.51,P=0.02)。与标准治疗组相比,奥拉帕利所有级别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略高,但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标准治疗组(36.6% 和50.5%)。TBCRC 048 研究评估了奥拉帕利在BRCA胚系突变以外的其他同源重组相关基因体细胞及胚系突变的晚期乳腺癌中的疗效,结果显示,奥拉帕利在PALB2胚系突变及BRCA体细胞突变的患者中ORR分别为82%和50%,中位PFS分别为13.3和6.3个月,但在携带其他同源重组基因突变的患者中未观察到显著的疗效。


推荐意见 3

既往接受过化疗、HER-2阴性的携带BRCA胚系突变晚期乳腺癌患者,可选择奥拉帕利治疗(荐级别:1)。


推荐意见 4

既往未接受过化疗、内分泌治疗后进展的激素受体(hormone receptor,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携带BRCA胚系突变可考虑选择奥拉帕利治疗(推荐级别:2A)。


推荐意见 5

对于BRCA体细胞突变及PALB2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晚期患者后线治疗,可考虑选择奥拉帕利治疗(推荐级别:2B)。

2. 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及新辅助治疗:BRCA突变携带者接近50%是TNBC,而化疗是TNBC的主要治疗手段。对于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乳腺癌在PARP抑制剂上市前,只能通过常规随访检查进行监测,没有针对性的辅助强化治疗策略降低TNBC患者的复发转移风险。

OlympiA Ⅲ期临床研究纳入HER-2阴性、BRCA胚系突变的高复发风险早期乳腺癌患者,对于TNB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未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non-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non-pCR)以及术后病理T>2 cm或有淋巴结转移者;HR阳性HER-2阴性患者,新辅助治疗后non-pCR且临床-病理分期评分联合雌激素受体状态与组织学/细胞核分级(clinical-pathologic stage score plus estrogen receptor status and histologic/nuclear grade, CPS+EG)评分≥3分,以及术后病理阳性淋巴结≥4枚,在完成(新)辅助治疗以及局部治疗后,与安慰剂相比,1年奥拉帕利可以显著延长无浸润性疾病生存时间(invasive disease-free survival, iDFS)和无远处转移疾病生存时间(distant disease-free survival, DDFS),6年iDFS率分别为79.6%%和70.3%(HR=0.65,95% CI:0.53~0.78),6年DDFS率分别为83.5%和75.7%(HR=0.65,95% CI0.53~0.81)。此外,奥拉帕利降低了患者28%的死亡风险,与安慰剂治疗的患者6年OS率分别为87.5%和83.2%(HR=0.72,95% CI:0.56~0.93)。

GeparOLA Ⅱ期临床研究将PAPR抑制剂治疗人群扩大至包含BRCA体细胞突变及HRD高评分的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结果显示,紫杉醇联合奥拉帕利(奥拉帕利组)新辅助治疗病理学完全缓解(pathological complete response, pCR)率高于紫杉醇联合铂类(单纯化疗组),pCR率分别为55.1%和48.6%。奥拉帕利组未显示统计学显著优效,但符合非劣效性假设(15%)。亚组分析显示,奥拉帕利组40岁以下患者pCR率高达76.2%,HR阳性患者pCR率达到52.6%,均远高于单纯化疗组。奥拉帕利组和单纯化疗组的4年iDFS分别为76.0%和88.5%,4年OS率分别为89.2%和96.9%。此研究表明,除BRCA胚系突变患者外,BRCA体细胞突变以及HRD阳性的人群可能也能从PARP抑制剂治疗中获益。


推荐意见 6

推荐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高复发风险HER-2阴性乳腺癌,满足以下任意1条:对于TNBC患者,新辅助治疗后non-pCR、术后病理肿瘤>2 cm或伴有淋巴结转移;对于HR阳性HER-2阴性患者,新辅助治疗后non-pCR且CPS+EG评分≥3分,以及术后病理淋巴结转移≥4枚,术后辅助化疗后序贯奥拉帕利治疗1年(推荐级别:1)。


(二)他拉唑帕利

他拉唑帕利不仅能通过抑制PARP使肿瘤细胞DNA修复途径阻滞而死亡,还可以将PARP捕获固定在DNA损伤位点。他拉唑帕利对PARP-DNA复合物的捕获能力是其他PARP抑制剂的近100倍。临床前研究表明,将PARP捕获在DNA上比单纯抑制PARP能更有效诱导癌细胞死亡。他拉唑帕利是一种具有双重作用机制的高效PARP抑制剂,而且具有更高效的口服生物利用度。

1. 晚期乳腺癌:EMBRACA Ⅲ期临床(NCT01945775)研究入组接受化疗线数不超过三线,且既往接受过紫杉类和(或)蒽环类药物治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结果显示,与标准治疗组(卡培他滨、艾立布林、吉西他滨和长春瑞滨)相比,他拉唑帕利的中位PFS绝对值延长了3个月(8.6和5.6个月,HR=0.54,P<0.000 1)。他拉唑帕利组与标准治疗组的中位OS分别为22.3和19.5个月(HR=0.76,P=0.105),ORR分别为62.6%和27.2%。任何级别和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他拉唑帕利组和标准治疗未见明显差异。EMBRACA研究再次证实PARP抑制剂在BRCA突变、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推荐意见 7

既往接受过化疗、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可考虑选择他拉唑帕利治疗(推荐级别:2B)。

2. 早期乳腺癌:NEOTALA Ⅱ期临床试验,评估了他拉唑帕利单药作为新辅助治疗在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入组肿瘤>1.5 cm、N0~3M0期的乳腺癌患者,在他拉唑帕利完成24周新辅助治疗后进行手术。研究结果显示,在可评估人群中,他拉唑帕利单药的pCR率为45.8%。他拉唑帕利单药新辅助治疗的pCR率与蒽环联合紫杉类方案的pCR率相当,且耐受性良好,未来有希望成为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新辅助治疗的新选择。


(三)氟唑帕利

2024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上公布的Ⅲ期随机对照试验(NCT04296370)评估了氟唑帕利单药或联合阿帕替尼对比医师选择标准化疗(包括卡培他滨、吉西他滨或长春瑞滨)在携带胚系BRCA1/2突变、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中的疗效,研究结果显示,氟唑帕利联合阿帕替尼组较标准化疗组中位PFS显著延长(中位PFS分别为11.0和3.0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73%;氟唑帕利单药组较标准化疗组中位PFS也显著延长(中位PFS分别为6.7和3.0个月),疾病进展风险降低51%。氟唑帕利联合阿帕替尼组的中位OS为29.2个月,而标准化疗组中位OS仅有21.5个月,相比降低了42%的死亡风险;氟唑帕利单药组中位OS为31.5个月,与标准化疗组相比降低了39%的死亡风险。安全性方面,患者对治疗的整体耐受性良好,研究中未观察到新的不良事件。


推荐意见 8

既往接受过化疗、携带BRCA胚系突变的HER-2阴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可考虑选择氟唑帕利单药或联合甲磺酸阿帕替尼治疗(推荐级别:1)。

PARP抑制剂常见给药方案和剂量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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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PARP抑制剂

1. 尼拉帕利:BRAVOⅢ期研究入组既往针对晚期乳腺癌接受过不超过二线化疗或在辅助化疗后12个月内复发的BRCA胚系突变、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研究结果显示,尼拉帕利和医师选择方案中位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中位PFS分别为4.1和3.1个月,HR=0.96,P=0.86)。尼拉帕利在晚期卵巢癌一线维持治疗和后线治疗中展现出很好的疗效,但在乳腺癌中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2. 维利帕尼:维利帕尼是一种选择性的 PARP1/2 抑制剂,Ⅰ期研究显示,维利帕尼单药在 BRCA 胚系突变、晚期TNBC中ORR达到 37%,Ⅲ期BROCADE3研究比较维利帕尼与安慰剂联合紫杉醇/卡铂一线治疗BRCA胚系突变、HER-2阴性的晚期乳癌患者,主要研究终点PFS达到阳性结果,维利帕尼组和安慰剂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4.5和12.6个月(HR=0.705,P=0.002),维利帕尼降低了29%的疾病进展风险,OS数据尚未成熟。

维利帕尼联合治疗在早期TNBC新辅助治疗中也进行了探索, BrighTNess Ⅲ期临床研究显示,与紫杉醇联合卡铂相比,加用维利帕尼并未提高 pCR 率(53% 和58%);长期随访数据也显示,加用维利帕尼并不能改善无事件生存时间和OS。

3. 卢卡帕利:卢卡帕利是一种口服PARP1、PARP2和PARP3的小分子抑制剂,已在各种类型的肿瘤中显示出抗肿瘤活性。Ⅰb 期COUPLET研究,旨在评估卢卡帕利和阿替利珠单抗联合治疗晚期妇科恶性肿瘤或 TNBC 患者的情况,期待疗效结果公布。


推荐意见 9

推荐携带BRCA胚系或体细胞突变以及其他HRD阳性的晚期乳腺癌患者,推荐积极参加PARP抑制剂的相关临床试验(推荐级别:1)。



五 PARP抑制剂安全性管理共识


PARP抑制剂在BRCA胚系突变乳腺癌中显示出显著疗效,与化疗药物相比,口服PARP抑制剂在安全性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指标方面表现更佳,能改善患者的治疗体验和依从性。不同PARP抑制剂的药物代谢学和药物动力学特性不一样,而且作用机制不相同,导致不同PARP抑制剂的不良反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如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以及疲劳等。不良反应分级根据常见不良反应评价标准(Common Terminology Criteria For Adverse Events, CTCAE)进行划分,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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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意见 10

在用药期间应密切监测相应的不良反应,对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不良反应进行积极预防或给予支持治疗。明确发生不良反应后及时给予干预,同时调整药物治疗方案,进行延期治疗或减量处理,严重不良反应要及时停药。对于难以处理的不良反应要及时开展多学科会诊,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推荐级别:1)。

本共识对常见的或具有特定意义的不良反应的安全性管理进行介绍。

1. 血液学不良反应:血液学不良反应是PARP抑制剂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等,通常发生于治疗开始后的前3个月。此外,PARP抑制剂的3~4级不良反应以血液学不良反应为主,血液学不良反应同时也是剂量调整、中断和停药的最常见原因。因此,建议应用PARP抑制剂前进行全血细胞计数检查,对于不符合治疗要求的患者应慎重用药,待血液指标恢复正常或给予支持治疗恢复正常后方可用药。在治疗期间定期监测,同时积极预防管理(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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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是使用PARP抑制剂最常见的血液学不良反应,贫血可能是与PARP2抑制和红细胞生成相关抑制相关。一项研究表明,当红细胞生成素血浆浓度升高时,PARP2的缺失会损害小鼠红系祖细胞的分化并降低红细胞的预期寿命,这表明外源性补充剂可能不是管理贫血最有效的方法。尽管尚无可用的人体研究,但对于有症状的贫血和血红蛋白<7 g/dl的患者,通常推荐输血。血小板减少常与尼拉帕利等PARP抑制剂治疗相关。一般而言,当血小板计数<100×109/L时,应暂停PARP抑制剂治疗,每周监测计数,直至血小板计数≥100×109/L。一旦恢复,可在维持原来的剂量水平或降低剂量水平下恢复PARP抑制剂治疗。但是,如果血小板计数仍<75×109/L或在第2次发生时,应考虑减量。

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患者中,20%报告了任意级别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尼拉帕利治疗时可达到50%以上。一般情况下,如果中性粒细胞水平<1 000/µl,则应中止PARP抑制剂治疗,并通过每周血液检查进行监测;一旦中性粒细胞水平恢复至>1 500/µl治疗,则可考虑降低至较低剂量水平。一旦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缓解至2级(≥1 000/µl),也可考虑重新开始PARP抑制剂治疗。

2. 消化道不良反应:恶心和呕吐是PARP抑制剂的常见不良反应。尼拉帕利、奥拉帕利、鲁卡帕利和维拉帕利维持治疗属于中度呕吐风险药物(>30%发生风险)。一项评估他拉唑帕利单药治疗乳腺癌的Ⅲ期研究将其分类为轻微至低呕吐风险,恶心是治疗期间发生的早期事件,通常在第1个治疗周期后出现。在PARP抑制剂治疗前30 min使用丙氯拉嗪或异丙嗪是预防恶心、呕吐的有效方法;在PARP抑制剂用药前30~60 min给予食物也有助于预防呕吐;对于已出现预期恶心和呕吐的患者,可以考虑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5-HT3受体拮抗剂,如昂丹司琼,鉴于其额外增加的便秘风险,通常不推荐在PARP抑制剂中使用。

在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约10%~20%的患者报告了消化不良。医师要对患者进行宣教,建议患者少食多餐,并评估和避免潜在的饮食触发因素(例如脂肪食物、香料、酒精)。在消化不良仍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可采用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如果这些治疗无效,可推荐使用促动力药。

在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患者中,约1/3发生腹泻和/或便秘,通常为1~2级。其他常见的胃肠道疾病包括腹痛和食欲减退。在约20%接受PARP抑制剂维持治疗的患者中出现了食欲下降,但以轻度为主,不超过1%的患者被诊断为重度。PARP用药期间定期评估或监测体重减轻可能有帮助。

3. 肝脏和肾脏不良反应:一过性转氨酶升高是PARP抑制剂在初始治疗中常见的不良事件,通常具有自限性,不伴有其他肝不良反应体征,一般在3~4个治疗周期内恢复至正常范围。如果发生4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升高,应暂停PARP抑制剂治疗,直至数值恢复至≤2级,并可通过减量和每周监测恢复治疗至少3周。如果发生3级ALT/AST升高,应结合其他指标采取个体化治疗。如果胆红素正常且碱性磷酸酶<3倍正常值上限,则可考虑继续治疗并密切监测。如果ALT/AST水平在2周内未下降,应中断治疗直至恢复至≤2级,可以相同剂量或更低剂量水平重新开始治疗。

在不同PARP抑制剂中,约10%~12%的患者报告了肌酐升高。如果肌酐显著升高,应排除其他原因,必要时考虑进行肾脏扫描。如果肾小球滤过率保持不变,可避免剂量调整或治疗中断。

4. 肺部不良反应: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中约有10%~20%发生呼吸困难和/或咳嗽,通常为1~2级。需要进行全面的症状评估,以及治疗其他潜在的呼吸系统疾病。如果出现新发肺部症状或原有的肺部症状恶化,应暂停治疗,并进行诊断检查,包括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以排除肺炎。如果检查未见异常且症状消退,可考虑重新开始治疗。有肺炎影像学表现的有症状患者应暂停治疗,完善相关检查,包括肺功能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并进行跨学科诊疗,根据患者个体情况酌情开始皮质类固醇和抗生素治疗。

5. 皮肤不良反应:皮肤不良事件主要见于鲁卡帕尼和尼拉帕利。应指导接受PARP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使用防晒霜,必要时可要求皮肤科会诊。

6. 疲劳管理:疲乏仍然是常见不良反应之一,在50%~70%的患者中报告,主要为1~2级。NCCN指南建议通过体力活动来管理疲乏,但是,如果同时发生治疗相关贫血或血小板减少症,则特别需要谨慎确定活动水平。还建议进行按摩疗法和心理社会干预以改善疲乏。优化睡眠功能障碍和营养失衡的治疗也可能有帮助。

7. 其他安全性监测:长期使用PARP抑制剂需要特别关注其对重要器官(如心脏、肝脏)的潜在影响,因为这些药物可能引起心脏不良反应和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因此,建议定期进行心脏功能检查,例如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以监测心脏的健康状况。对于临床医师、患者及家属来说,了解这些潜在的不良反应以及如何应对至关重要。对患者进行宣教如何识别早期症状,如心悸、胸痛、恶心、疲劳等,可以帮助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和整体治疗效果。通过与医师和护理团队的紧密合作,患者可以更好地管理和预防这些可能的不良反应,从而在长期治疗过程中保持最佳的健康状态。



六 特殊人群治疗管理


在使用PARP抑制剂治疗乳腺癌的过程中,对特殊人群(如老年患者、有心脏或肝脏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妊娠和哺乳期妇女等)的管理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是针对这些特殊人群的治疗管理要点。

1. 老年患者:老年乳腺癌患者通常伴有其他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和器官功能减退,使用PARP抑制剂时需谨慎。老年患者对药物的不良反应耐受性较差,特别是骨髓抑制(如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的风险较高。管理策略包括:定期监测血常规,评估骨髓抑制的程度;根据肾功能调整剂量,以减少药物的蓄积和潜在的不良反应;考虑药物相互作用,避免与其他会增加不良反应的药物联用。

2. 心脏功能障碍患者:PARP抑制剂可能对心脏有不良影响,如引起心电图改变、心律失常等。对于有心脏疾病史的患者,应在治疗前进行基线心脏功能评估,包括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以便随访监测心功能的变化。管理策略包括:定期监测心脏功能,特别是在出现心悸、胸痛等症状时;对于有心脏疾病风险的患者,谨慎选择剂量,并与心脏科医师合作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

3. 肝脏功能障碍患者:肝功能不全可能影响PARP抑制剂的代谢和清除,增加药物在体内的浓度,导致不良反应反应加重。因此,对于有肝功能不全的患者,需要在治疗前评估肝功能(如ALT、AST、总胆红素等),并根据肝功能情况调整用药剂量。管理策略包括:定期进行肝功能检查;对出现肝功能恶化迹象的患者,考虑调整剂量或暂停用药。

4. 妊娠和哺乳期妇女:PARP抑制剂可能导致胎儿畸形或危害母乳喂养婴儿,严禁用于孕妇及哺乳期妇女。在药物治疗结束后至少6个月内,女性患者做好避孕措施。对于育龄期女性,开始治疗前应进行妊娠测试,并在治疗期间使用有效的避孕措施。哺乳期妇女也应避免使用PARP抑制剂,因为药物可能通过乳汁传递给婴儿。管理策略包括:在治疗期间和治疗结束后,建议使用可靠的避孕措施;如患者怀孕或计划怀孕,需权衡治疗的风险和收益,可能需停药一段时间。

5. 合并多种疾病的患者:对于同时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患者,治疗管理更为复杂。需综合考虑每种疾病的状态及药物相互作用,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进行多学科团队合作,包括肿瘤科、心脏科、肝病科等,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密切监测患者的总体健康状态,及时调整治疗策略以确保安全和疗效。

PARP抑制剂在乳腺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广阔,但对特殊人群的治疗管理需要特别谨慎。通过定期监测器官功能、调整剂量、患者宣教来加强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和监测,可以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治疗效果,从而改善预后。



七 结语


PARP抑制剂在BRCA胚系突变晚期乳腺癌的挽救治疗,以及早期乳腺癌的辅助和新辅助治疗中均表现出良好的抗肿瘤活性,为具有HRD的肿瘤患者带来更多的治疗新选择。PARP抑制剂的安全性可控的,但治疗期间应进行密切监测,出现不良反应后要及时进行干预,加强PARP抑制剂的安全和规范化管理。




专家委员会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字母排序)

曹中伟(内蒙古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疝外科)

陈益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乳腺外科)

程志强(中日友好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内科)

董林(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

董梅(哈尔滨医科大学肿瘤医院药学部)

段博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深圳医院肿瘤内科)

傅芳萌(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乳腺外科)

傅佩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外科)

谷元廷(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管秀雯(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郭晓静(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病理科)

韩国晖(山西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韩丽历(北京妇产医院保健部)

胡海(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

黄欣(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

贾葆青(内蒙古人民医院乳腺肿瘤外科)

贾红燕(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乳腺外科)

黎立喜(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李凤娟(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李国辉(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药剂科)

李靖若(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李巧佴(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李俏(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李斯丹(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

李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

刘健(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

刘佩芳(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影像诊断科)

刘真真(河南省肿瘤医院乳腺科)

卢雯平(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内科)

罗扬(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马飞(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马力(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乳腺中心)

倪青(贵州省人民医院乳腺外科)

欧阳取长(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

邱鹏飞(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瞿锐(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乳甲外科)

任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外科)

邵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沈松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乳腺外科)

史业辉(天津市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唐一吟(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王川(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乳腺外科)

王海波(青岛大学附属医院乳腺中心)

王廷(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甲乳血管外科)

王晓稼(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内科)

王永胜(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肿瘤科)

王玉(山西省肿瘤医院乳腺放疗科)

王遵义(沧州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

徐兵河(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严颖(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乳腺中心)

杨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杨其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乳腺外科)

叶京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

应建明(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病理科)

俞洋(浙江省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张钢龄(包头肿瘤医院乳腺中心)

张洁(天津市肿瘤医院药学部)

张少华(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肿瘤内科)

张艳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药学部)

张永强(北京医院肿瘤内科)

赵兵(新疆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乳腺内科)

赵卫红(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肿瘤内科)

执笔人

马飞(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罗扬(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黎立喜(国家癌症中心 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内科)






来源:中华肿瘤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