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端坐如松，银发间隐约可见岁月的痕迹，却掩不住那双澄澈如水的眼眸。那目光是如此平和，仿佛能照见生命的本真。微微漾起的笑纹里，藏着无数个守护病榻的深夜；温言慢语间，流淌着毕生践行“大医精诚”的执着。这是阅尽千帆后的通透，是铅华洗尽见的本真。恰似经霜的秋菊，淡泊处愈显济世情怀的芬芳。
在他面前，所有浮躁都会沉淀，让人想起白大褂最初的洁白。92岁高龄的他脚力虽略显虚弱，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2025年12月正好是他加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的第六十个年头，他就是国内化疗界“北孙南管”中的“南管”，管忠震。
当“化疗”还在起步时，他点亮一道光
1949年，年轻的管忠震踏入岭南大学医学院，开启了他与医学的不解之缘。1954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随即被分配至中山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现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在内科领域开始了他的临床生涯。初出茅庐的管忠震，凭借超乎寻常的勤奋与敏锐的临床思维，迅速崭露头角，赢得了时任大内科主任、著名消化病学家陈国桢教授的赏识。
1965年，华南肿瘤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前身）刚刚成立，首任院长、我国临床放射学奠基人谢志光教授向管忠震抛出橄榄枝，力邀他参与肿瘤内科的筹建工作。这一次转身，不仅改变了管忠震的职业轨迹，更成为中国肿瘤内科发展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回溯那段岁月，肿瘤化疗在中国几乎是一片荒漠，即便放眼全球，肿瘤内科也尚处萌芽阶段。上世纪60年代，治疗手段极其有限，化疗药物更是稀缺。盐酸氮芥——这种对肿瘤有一定抑制作用却伴随强烈毒性的药物，成为当时的主要选择。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医生们不得不一边注射氮芥，一边用大量生理盐水稀释，以降低对血管的损伤。“那时的病人，手臂上常常布满红肿的静脉炎痕迹。”即便如此，医学界仍在黑暗中执着探索。
在那个谈癌色变的年代，化疗对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个陌生而遥远的概念。全国仅有北京、上海等地的少数医生开始尝试，而中肿却敢为人先，率先成立专门研究团队。面对未知的挑战，他毅然接下了这份重任，成为中国肿瘤化疗最早的拓荒者之一。管忠震坦言有压力，但更多是敢于直面挑战的沉稳与勇气，“我知道这是全新的工作，所以要尽自己的努力，一边学习一边开创、建设这个新学科。”
上世纪60年代，管忠震教授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普及肿瘤化学治疗基本知识的小册子，这本现在看来简单的小册子成为了那个知识极度匮乏时代里最珍贵的读本。20世纪80年代，他开设《癌症》杂志化疗专辑，为肿瘤化学治疗的交流开辟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平台。
把患者装进心里，霍奇金淋巴瘤的“中国解法”
“作为一名医生，对病人要负责，不需要太多言语，每天了解病人的情况，对症救治，是医生职责。”说起医患关系，管忠震教授严肃地说，“医生的责任很重，病人把生命交给了我们，我们必须把这份责任和信任装在心里，考虑周到，用最适合他的治疗办法，帮助病人解除疾苦。”
何杰金氏病（霍奇金淋巴瘤）是一种具有独特病理特征的淋巴系统恶性肿瘤。这种疾病通常起源于某一组淋巴结，继而向其他淋巴结或结外器官组织扩散，是青年人群体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上世纪，斯坦福大学卡帕兰教授团队提出的治疗模式在全球血液肿瘤领域具有开创性影响。
管忠震教授指导医护人员进行血细胞成分采集
“他们认为如果放射线能够覆盖何杰金氏病所在的区域的话，就有可能把它治愈。体表的淋巴结是可以摸得到的，但是在体内，尤其是腹腔中及腹膜后部里究竟有没有淋巴瘤结呢？”管忠震谈到，在1990年代CT尚未普及的年代，确诊需要采取极端手段：剖腹探查、脾脏切除、腹膜后淋巴结活检、肝脏组织取样。这种创伤性诊断方式让管忠震深感忧虑。
管忠震教授为国外患者诊治
基于临床实践，管忠震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简化分期诊断操作、以全身化疗为主、侵犯野补充放疗为辅的治疗策略并付诸临床实践，取得成功。相关研究在1990年第15届UICC世界肿瘤大会上被选为亚洲的代表经验在大会报告获得好评，其设想已为各国的经验所证实。这一刻，中国肿瘤学界首次在国际顶级舞台发出自己的声音。管忠震提出的“中国方案”不仅赢得了全场掌声，更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医学研究的创新力量。
80年代，管忠震教授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把春天种进病房，创建国内首个儿童肿瘤科
面对那些还没来得及绽放就要凋零的稚嫩生命，年近半百的管忠震教授心如刀绞。“儿童肿瘤患者，不治疗就没命了，治好了，他们还有一辈子。”管忠震说。1989年，他牵头在肿瘤内科开设了儿童肿瘤化疗专业，中肿成为国内首家设立儿童肿瘤化疗专业的肿瘤医院。
为生命写续章，筑就国家首批抗肿瘤临床试验高地
中肿内科团队
来源：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